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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历史国编辑部
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
1795年的冬天，北京城来了一群奇怪的人。
他们穿着紧身裤，戴着扑了粉的假发，深目高鼻，走到哪儿都被人围观。小孩爬上墙头看，女人从门缝里偷看，胆大一点的直接上手摸。朝鲜使臣写了长长一篇观察报告，说这些人“深目突鼻，形貌诡怪”，头发不用发髻不用辫子，就用缎带歪歪扭扭地绑在脑后，简直不成体统。
这群人来自荷兰。他们走了将近两千五百公里，从广州一路向北，在冰天雪地里赶路五十天，平均每天走将近五十公里，就为了赶在春节前到达北京，给乾隆皇帝祝寿。
这不是一个被写进教科书的故事。你可能听说过马戛尔尼——那个1793年拒绝向乾隆叩头的英国人。但荷兰人这趟使团，两年后的事，你多半没听过。别说你，连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很多都不知道。
作者: [美] 欧阳泰
译者: 张孝铎
出版社: 中信出版社
出版年: 2025-9
这个故事里有三个主角。
正使叫德胜。这当然不是他的本名——他原名叫伊萨克·蒂进，荷兰人。“德胜”是中国官员给他取的名字，听着还挺吉利的。德胜这个人，有个奇怪的癖好：他痴迷日本。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在信里写，摸到一张日本纸都能让他心潮澎湃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眼收藏的日本物件，比吃药都管用。他在日本待过，学过日语，认识日本汉字，还收藏了一大堆日本地图和绘画。
副使叫范罢览。这个人跟德胜完全相反，他是个中国迷。他来远东淘金，发了财，疯狂收集中国艺术品和画作——后来他把这些东西带回美国，在费城旁边建了一座叫“静居中国”的宅子，门口立着中式宝塔，屋里摆满瓷器、佛像、水墨画，客厅里挂着他从中国带回来的西洋钟表。客人来了一看，都觉得像进了博物馆。
翻译叫小德经，法国人。他爹是欧洲有名的汉学家，他自己也在广州待了好些年。但他运气不好，赶上法国大革命，王室倒了，领事工资发不出来，衣服都穿破了。他急需一份工作。德胜找上他，说要聘他当翻译。小德经一听就炸了——他好歹也是法国国王派过的领事，怎么能当“翻译”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儿？德胜好说歹说，答应明面上叫翻译，实际上给他秘书的待遇，小德经这才勉强答应。
但这口气他一直咽不下去，整趟旅程都在抱怨。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顺眼，日记里写满了对官员的吐槽，对伴送官的恨意，对伙食、住宿、交通工具的不满。偏偏他的观察又特别敏锐，记录特别详细，成了我们今天了解这趟旅程最重要的资料之一。
这三个性格迥异的人，凑在一起，踏上了去北京的路。
他们本来计划春天出发，舒舒服服坐船北上。但皇帝发了话：要过年前到。他们只好改走陆路，而且是冬天走。
这趟路苦到什么程度呢？凌晨两三点就被叫起来赶路，经常一天要走二十多个小时。轿夫不够，德胜和范罢览坐轿子，小德经和其他年轻人分到几匹瘦马，骑着骑着马就趴窝了。有时候连马都没有，只能挤在一种没有弹簧、没有篷布的木轮车上，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颠。小德经说这车比乡下运草料的粪车好不了多少。
脚夫跑了一批又一批，因为工钱太低。行李落在后面，被子衣服找不到，好几天喝不上一口酒。有人冻死了。范罢览的轿夫曾经中途溜了，把他一个人扔在路边，他在轿子里睡了一夜。德胜更惨，有一次轿夫直接不干了，他在黑暗中独自坐了一个小时，满心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接下这趟差事。‘
荷兰人画的广东水道上游峡湾
但到了北京，一切都变了。
1月12日，天还没亮，他们被领进紫禁城。皇帝要见他们。那天不是正式的朝会，而是乾隆去看冰嬉——就是满族人在冰上滑冰、射箭、抢球的冬季运动会。皇帝穿着黑色皮袍，坐在冰床上，被八个人拉着在冰面上滑行。
德胜和范罢览跪在路边，双手把国书举过头顶。皇帝停下来，问了几句话：
“尔等从何处来？”
“从荷兰国来。”
“国王贵庚？”
“四十六岁。”
“国家可太平？”
“太平。”——其实这个时候法国军队已经打进了阿姆斯特丹，德胜还不知道。
“身子可康健？路上可曾受辛苦？”
“托皇上的福，一切都好。”
“尔等不冷？”
这可能是乾隆那天问得最实在的一个问题。北京零下十几度，这帮欧洲人还穿着单薄的礼服。
然后他们叩头，三跪九叩，脑袋碰在冰冷的砖地上。朝鲜使臣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觉得这帮人怎么把衣服脱了只穿衬衣跪在皇帝面前。但乾隆很高兴，说他们比英国人懂规矩多了。
叩完头，皇帝让官员带他们进了紫禁城。他们见到了和珅，当时清朝最有权势的人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和珅痛风，一只脚搁在垫子上，和颜悦色地问他们冰上运动的事。小德经嫌和珅的办公室太小太破，还跟仆人挤在一起。范罢览倒觉得这位“二皇帝”挺和气。
后来他们才知道，这趟冰嬉之旅，他们进了紫禁城，这是之前洋人几乎没享受过的待遇。
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头。
除夕那天，他们被带到了皇帝的内廷——重华宫。这是乾隆每年举办茶宴的地方，只有最受宠的大臣才进得去。范罢览叔侄是第一批进去的洋人。他们在那里看到太监们忙忙碌碌，看到屏风后面有女人在偷看他们，那是皇帝的后妃。乾隆把她们也叫来，一起“观赏”这两个荷兰人。
正月初几，他们又被领进了圆明园。这不是普通客人能去的地方。他们坐着冰床穿过结冰的湖面，参观了皇帝的私人寝宫，站在巨大的玻璃窗前看湖景。范罢览写道，那座房间的美景“笔墨无法描摹”。皇帝还让他们看了欧洲人从来没见过的区域（连朝鲜使臣都没进过这里）。
荷兰使团笔下的紫禁城
他们参加了各种宴会。除夕大宴、紫光阁宴、正月十五的火戏。筵席上的菜用铜碗盛着，摆了五十道。皇帝从自己桌上赐酒，范罢览叩头的时候帽子掉了，乾隆大笑起来，问他会不会说汉语。范罢览说“扑懂”——就是“不懂”两个字说得磕磕巴巴。皇帝笑得更厉害了。范罢览不但不觉得丢脸，反而得意洋洋，说这是“前所未有的荣宠”。
当然，不是所有经历都愉快。他们吃不惯中国菜，嫌油腻。住的地方虽然好，但没有壁炉，只能用炕。皇帝赏赐的御膳有时候看上去像剩菜，几块啃过的骨头扔在盘子里，德胜觉得恶心，直接赏给了仆人。他们还被严密看管，不能随便出门，不能跟传教士通信。小德经偷偷写了张纸条递给传教士，结果被官员没收，他自己也被叫去问话。
但整体来说，他们确实被当作贵宾对待。范罢览在日记里写，他感觉到了皇帝“最仁慈的神情”。德胜说，他受到的恩宠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使臣。
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，那这趟荷兰使团应该算是一次圆满的外交活动。没有谈判破裂，没有驱逐出境，没有战争威胁。大家吃吃喝喝，看看冰嬉放放烟花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
但奇怪的是，后世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这趟使团是失败的。有人说它是“灾难性的”，说荷兰人“受到了恶劣的对待”，说他们“被当成了怪物”，说他们“在鞭子的威胁下叩头”。
这些说法从哪儿来的？学者欧阳泰追根溯源，发现源头是英国人。
马戛尔尼使团的总管贡物吧龙，在1804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《中国行记》。他在书里花了十几页攻击荷兰使团。他的核心观点是：荷兰人叩头了，顺从了，结果呢？中国人更傲慢了，荷兰人被羞辱得更惨了。吧龙写道：“低声下气，乖乖服从于这个自大的朝廷提出的有辱尊严之要求，只会令它更加自负，强化其自以为至高无上的荒唐念头。”
吧龙的潜台词很清楚：英国人虽然失败了，但至少保住了尊严，没像荷兰人那样丢人现眼。
问题是，吧龙根本没去北京，也没见过德胜和范罢览。他写的很多东西都不符合事实。他说荷兰人住马厩，实际上只是一晚。他说荷兰人被中国人当猴耍，实际上范罢览帽子掉了乾隆笑了，当事人觉得挺好玩的。他略去了荷兰人受到的种种优待，进紫禁城、游圆明园、参加内廷茶宴，全都不提。
吧龙的说法后来成了标准叙事。一代又一代学者引用他的书，很少有人去查原始资料。欧阳泰说，连一些通晓荷兰语和中文的学者也认为这次使团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们不理解德胜为什么要承诺“不提任何要求、只来祝贺”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不是送礼，这是犯傻。
但德胜的上司给他的指令就写得明明白白：这就是一个“礼节性使团”。荷兰人跟日本人打交道快两百年了，他们太清楚东亚外交的规矩了，你来不是来谈生意的，你来是来行礼的。礼数到了，关系维持好了，生意自然就好做了。
英国人不懂这个逻辑。马戛尔尼认为磕完头就可以谈条件了，清廷却觉得磕完头就完事儿了，没什么可谈的。两种外交文化，鸡同鸭讲。
这趟使团还有一个更悲伤的故事。
就在德胜和范罢览在北京参加元旦大宴的时候，法国军队攻入了阿姆斯特丹。他们的老家，荷兰共和国灭亡了。奥兰治亲王乘渔船逃往伦敦。
消息传到广州的时候，德胜已经回到了商馆。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使者。荷兰东印度公司马上也办不下去了，所有船只被英国扣押，荷兰商馆连买茶叶的钱都凑不出来。德胜跟范罢览还因为金钱问题翻了脸，德胜把一大笔钱交给范罢览打理，结果范罢览把钱借给了一个快要破产的中国商人，那商人后来上吊自杀了，钱打了水漂。
范罢览后来跑到美国，在费城旁边建了“静居中国”豪宅，专门展示他的中国收藏，还出版了一本关于这次旅行的书。但盗版商把他的书拆了，砍掉了所有愉快的部分，只留下艰苦和屈辱。读者看到的就是一个“受难记”，而不是一次成功的出使。
德胜去了英国，后来又搬到巴黎，余生都在翻译日本文献。他是个完美主义者，改了又改，一本书拖了十几年出版不了。1812年，他在巴黎去世，死因是胸膜炎。他的收藏被法国政府扣下，儿子后来卖掉了还赌债。
小德经活到了八十六岁。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反驳吧龙，说“一个人不应该以本国的风俗习惯去评判他国的风俗习惯”。但这本书影响太小，几乎没人读。
就这样，一趟本应被记住的旅程，被历史遗忘了。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时运不济，荷兰亡国了，公司倒闭了，书被盗版了，英国人的叙事赢了。
后来 ，有个学者叫欧阳泰，写这本书，是想把这个故事从遗忘中捞出来。
他说，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为它改变了历史，而是因为它展示了另一种可能。在18世纪末，中西方的相遇不一定都是“文化冲突”。荷兰人接受了中国的礼仪，中国人也以远超预期的礼遇回应了他们。大家吃吃喝喝，看看杂技放放烟花，然后在寒风中告别，各自回家。
这不是屈辱，这是外交。只是这种外交，英国人后来不认了。而我们，跟着英国人的视角，也把这种可能性遗忘了九十年。
《最后的使团》提醒我们一件事：历史不是只有一种讲法。在马戛尔尼的失败之外，还有一个德胜的成功。在“文化冲突”的宏大叙事背后，还有一些具体的人，一个痴迷日本的荷兰人，一个热爱中国的收藏家，一个脾气不好的法国翻译，他们顶着寒风，坐着破轿子，穿越冰雪，在北京的冰面上滑了一下午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广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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